李小云:践行朴素公益,追忆朱传一先生|草根公益助贫谈

2015年3月16日 来源:公益慈善周刊

        微信传来朱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怎么会呢?先生爽朗不倦之容牢牢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仔细一想,未见先生至少有十年了!今天我由所谓的“知名学者”变成了公益领域真正的学生了,想起了朱先生和我讲过的几句话,“什么是民间?什么是民生?什么是民主?”我当时就想这美国研究所的专家可真美国啊!

        今年,我开始了真正的公益之旅,一下子就想到先生说的“三民”。公益才真正是民间、民生和民主的载体。虽然我反对绝对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结构主义框架,并认为这三者往往是相互嵌入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民生和民主的追求上以及有关正义的终极关怀上,国家和市场无疑是有严重缺陷的。在市场力量巨大的美国,国家被市场资本紧紧地控制着,即使有着发达的公民社会,想通过一个全民医疗保障都那样的艰难。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很强大的社会,存在的民生和民主问题,是不是和我们公民社会落后有关呢?我以为是有关的,这就是我理解的朱先生将民间、民生和民主合为一体而谈公益的原因吧!就此而言,发育公民社会似乎成了我们重构社会生态重要的制度化路径。我不大赞成对抗性政治,所以我主张公益力量的独特性不在于与国家和市场对抗,而在于有机地平衡国家和市场在民生和民主建设上的负能量。

        对于中国现阶段之公益发展,我以为如何解民生之难应为其使命。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权力和资源在上位,而问题都堆积在下位。这一现象也表现在公益事业的发展上。首先,公益资源的分配不尽合理,公益资源包括资金、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集中在优势区位,如大城市;其次,公益资源、特别是公益资源的分配主要掌握在精英手中;最后,公益文化越来越都市化和精英化,并呈现后现代性特点。这一方面由于近十年来公益事业在概念和实践当中受到欧美公民社会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我们这些知识精英的文化取向有关。问题是,中国社会在经济及社会文化上的结构性的分化程度远远高于欧美,底层社会、中层社会和顶层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追求存在很大差异,阶层之间在文化认同上存在断层。由于掌握公益资源和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中上层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对于后发展或后现代的文化符号具有切身的亲密感,因此造成了公益文化某种专属性。公益文化符号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流动。处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对于各种各样的公益创新和层出不穷的公益文化符号往往不知所云。我在基层注册NGO的过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建议的名字是“助贫行动”,基层的工作人员说这不像一个机构啊!能不能叫 “……扶贫开发协会”,我说“那不好啊”。我心里想叫个啥协会太土了啊!最后,在双方的协商下定为“小云助贫中心”。表面上看是一个习惯说法的不同,但实际上是文化符号的差异。我问基层的一些人知不知道“壹基金”,他们说“我们搞不懂这是干啥的”,我说那是李连杰的慈善基金会。毫无疑问,我不是来自草根的公益文化的代言人。我的遭遇教育我来反思这种文化断裂的尴尬。这其实也不是公益领域的特有现象,是整体社会的文化断裂问题。现在每个人都拿着手机看,我问很多底层的人,“‘我们都很任性’你们懂吗?他们说不懂,教授啥意思?”。

        当我在基层与民众互动讨论公益事业时,我真正地感觉到公益资源分配不合理和公益文化不协调的问题。很多人连慈善是什么都不知道,讲“哦,您是来搞传销的”,即使知道公益这个名词的,也多会说我们不是老板啊,没钱捐!公益难道就是有钱人捐钱吗?公益难道就等同慈善?这些让我想到了朱先生的“三民”论。公益实质上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三民”的聚合。因此,如果公益文化脱离了社会的主体群体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将是畸形的。我不是反对公益创新,我在基层短短时间的实践给我这个几十年倡导“创新”和热衷于创造各种新的话语的“知名”教授很大的教育,原来我们更多地需要“朴素公益”,因为只有朴素简单,植根于本土的公益形态,话语表述和文化符号才能更好地唤起草根群体的公益觉悟,构建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所以,我倡导“朴素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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