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九九公益日:中国新公益的标志

2016年9月7日 来源:公益慈善周刊

        当公益界还处在《慈善法》和相关规定出台的疑惑不安时,99公益日已经来临。中国的新贵再次将自己掌握的资源以这个时代特有的方式交给了社会。我虽然也会对这样的方式给予批判性的解读,但是,我不能不承认,将基于市场的技术创新运用于社会创新正在改变我们这个以国家主义为上的文化,就像央视记者采访两个90后的自我娱乐所出现的尴尬一样,这一创新同样会让我们习惯于国家主导一切的思维范式倍感失落,未有政府力量的组织和资源的介入,不用政治性的动员,虽然有配捐的激励,但是激励出前所未有的公益热情,释放出了巨大的赋权能力。各种对这个社会的关怀通过指尖的跳动在全国传播,将隐藏在社会中的公益情怀瞬间表达出了可能改变社会价值的行动。不是因为我也亲身参与这个过程,不是因为我要在这个过程中筹款,我才会这样喝彩,而是因为公益人不再需要面对面的求人情得到资源,不再需要通过那些所谓的专家来评审他们的项目,不再需要给握有权力的人发个麻烦照顾之类的短信。新技术创新者们和热心公益的新贵们可能并不是那样有战略性地想改变这一切,他们只不过是和央视采访的那两个青年人一样的“后国家主义”者。他们可能只是想玩点花样,因为这个世界太单一无聊。他们也可能是商业主义者,但他们那种不屑于世俗的举动无意地创造了高度有序的社会自治治理模式:这里没有网管,没有指示,但却为政府所期待。新技术促进国家和社会整合的模式在99公益日得到验证。这也改变了我们熟悉的传统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腾讯的社会价值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技术本身和商业盈利模式。

  新技术以最小的成本拉近了资源提供者和需求者的距离,去除了几乎所有我们熟悉的介于这个之间的官僚和食利者们。重要的是这样的排除没有任何的政治性和伤害,没有暴力,这符合我们追求的社会政治伦理。这一机制产生了两个层面的自组织性结果:一是公益组织不分大小强弱获得均等的机会,腾讯的众筹程序成为了公益组织获得资源的程序,这个过程中高度去人格化和个体利益化,形成了一个个看不见结构的组织;其次,这个机制将分散的公益资源组织起来。这都摆脱了传统的类似国家号召或者举办大型义演等传统形式。这个过程几乎没有成本,腾讯运作的只不过是他们有趣的技术创新,而公益组织乐不思蜀地美化他们的文案也只是在提高他们的传播效果。当然这个过程充满了对公益深刻的理解和热情,这个成本远比经济成本要巨大很多,这个能量的转移和释放极大地促进了公益作为社会正义的隐形契约的形成,也展示了市场在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虽然我们也对技术主导社会生活抱有疑虑,虽然我们也对商业资本借助技术殖民社会倍感警惕,虽然公益资源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权力依然是不对等的,但是这个过程释放出的民主和赋权的力量则成为了矫正负面影响的无形武器,透明、公开、平等在这个过程中束缚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恶习。有人一定会说,你太天真了吧!是的,这个过程一定会有很多瑕疵甚至不法的勾当。但作为一个参与者,如果说去年我还是疑虑重重的参与,但是今年我则觉得那样的释然。

  很多资深的公益人都在谈社会创新,像徐永光先生,王平女士等等。他们热衷于技术的创新,大讲市场的机制等等,如果说我过去有所保留,估计是我的公益经验有限所致。不是他们有多伟大,而是说我们需要脱离传统的思维范式来看公益的发展。毫无疑问,99公益日正在成为中国新公益的标志。我把对这个模式的科学性解读留给那些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来做,也让他们的分析促进中国新公益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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